在戊戌年康、梁的政治活动中，李盛铎是有关联的人物之一。据孔祥吉先生考证，康有为戊戌年在北京除了自己上书外，还通过不少科道官员代递章奏，表达政见。李盛铎所上《时务需材请开馆译书以宏造就折》、《请明赏罚以行实政折》等即为康有为代拟。此外李盛铎还为康有为引荐过慕名求见的宗室溥侗，这些都表明他们交谊匪浅。[38]当然，李盛铎与保国会的关系在戊戌变法史研究中是一个更为重要话题。

李盛铎存札中还有梁启超的五通短札，以及康有为的一封便笺，皆与戊戌年保国会活动相关。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两次提到李盛铎与保国会的关系。其一云：“于时会试期近，公车云集，御史李盛铎乃就康谋，欲集各省公车开一大会，康然之。是为保国会议之初起。康复欲集京官之有志者，李不谓然，然后卒从康议，于三月廿七日在粤东会馆第一集，到会者二百余人，时会中公推李及□□□、□□□等演说，而李以事后至，是日公拟保国会章程三十条。”[39]其二云：“戊戌三月，康有为、李盛铎等同谋开演说恳亲之会于北京，大集朝士及公车数百人，名其会曰保国。后李盛铎受荣禄之戒，乃除名不与会。已而京师大哗，谓开此会为大逆不道，于是，李盛铎上奏劾会，御史潘庆澜、黄桂鋆继之。”[40]上述说法已在政变之后，对李多有责意。当时李盛铎对保国会活动多有策划确为事实，现存梁氏信札系当日文献，可作补证。其一函云：

频日彼此相左，怅甚。茶会之议，前日所列京省中人才略备。其公车则两广、云贵、川陕、湘、闽浙此间悉有端绪，自余诸省尚未得领袖之人。请公于两江中人才开单见示。其各有所知，亦望示一二至盼。能否将名单拟下尤妙。此举似不可迟也。每日何时在家，兼乞见告，以便趋诣。馀容面罄。敬上木斋先生。启超再拜。[41]

另一函云：

顷见开列京官单，人才极多，似不可不邀致。惟公与南海先生合请，既虑有疏漏不便，似不如由超先行集京官、公车请之，似更无窒碍，以后公或合请或择请，其事甚顺，高明谓何如？敬上木斋先生。弟启超顿首。[42]

另有康有为致李盛铎的一张便笺，也谈及此事。笺云：

木斋兄长：昨以尊意告卓如，仍欲兼请朝士，即听公车办头一次。弟与公请弟[第]二次，亦当于数日间开办矣。敬请大安。弟为顿首。[43]

将此三函与《戊戌政变记》所记核校，可知，起初李盛铎与康有为商议开会，拟所召集者只限于应试公车，李不赞成官员（朝士）参加。后梁启超提议，第一次开会由他出面邀请京官和公车，第二次再由康与李一起联名邀请，或合请或择请可再议，似得到李的认可。李盛铎还为梁草拟了邀请的京官名单。叶昌炽说：“……（康）在粤东馆约茶会也，仲弢、木斋皆左右之。”[44]可见，李盛铎为康、梁策划，时人已知其事。

三月二十七日（4月17日）第一次保国会开会时确有令人耳目一新之处。据当时报纸报道，“三月二十七日，都下各衙门京官及各省之公车萃集二三百人，在南横街粤东会馆创立保国会，午后一点钟齐集议事，即在该馆戏园，三面环坐，众学欧西议院之例，保举在坐之人，得多数者，诣戏台前首席，向众宣讲”。[45]此外匠心独运之处，就是请李盛铎的家厨为这次茶会制作“洋式点心”。这与仿照议院推选演讲人之例好像是匹配的，完全体现主办者鲜明的西化倾向。李氏存札中有三封梁启超函件提到“洋式点心”一事。其一云：

木斋先生足下：闻公与康先生拟定茶会之举，倡用洋式点心，诚为简便。顷公车同人拟廿六日开第一会，不识公酌办点心系在某家，请示知，以便匡定。若属家庖，是日应用点心能否借办？琐琐并希示遵！琐琐奉渎，恃爱想见谅。专请大安。弟启超顿首。廿三夕。[46]

其二云：

承允叚[假]庖，感甚。点心约需百六十分之谱，其费若干，希示下，俾得送与贵厨措办为盼。诸渎清虑，恧仄之至。上木老有道。启超敬。廿四下午。[47]

其三云：

顷改期廿七茶会，昨奉借贵庖预备点心，请以是日为盼。木斋有道。超顿首。[48]

这三封函笺除说明在茶会期间采用西式点心的欧式风格外，还透露出一个关键的问题，即第一次开会时的人数。后据《国闻报》刊载的题名录，确定为127人，[49]从梁启超的信函看，他们计划只是160人上下，显然开会时没有到那么多人。因为有不少当事人声称他们并没有参加会议，康、梁却无端将他们的名字写入题名录中，如此说来，实际开会的人数可能还少于127人。虽然事先拟订了邀请名单，但很多人（如叶昌炽）没有来开会，这是当时的实情。换言之，一开始情况并没有康、梁和李盛铎预料得那么好。

透过这些信函也可以对李盛铎没有开会的原因再做分析。保国会未开之前，由于李不同意邀请朝士（京官）开会，原拟由李、康联名邀请开会的计划临时做了调整，改为第一次开会由梁启超具名邀请。既然李盛铎不主张朝士开会，第一次开会他本人没有出席，也在情理之中。待第一次开会引起守旧官员的忌恨时，李盛铎唯恐开罪于权贵，于是改变承诺，不再考虑与康联名邀人开第二次会，康、梁后来指责他“反复无常”应即此事。可以肯定，康、梁主导的闰三月初一（4月21日）第二次保国会李盛铎也没有参加。至于闰三月二十三日（5月3日）李盛铎以御史身份所上《党会日盛宜防流弊折》，虽在御史潘庆澜、黄桂鋆参劾保国会等之后，但其用意明显是讨好守旧势力，撇清自己与康、梁的关系。李在戊戌保国会前后态度的变化，使其巧宦伎俩流露无遗。光绪二十五年五月十四日（1899年6月21日）御史张荀鹤上折称：“现驻日本使臣李盛铎，诪张为幻，上年康逆设保国会，盛铎实供其费。虑人指摘，缪为弹奏，奏草即康逆代定，踪迹诡秘，与康逆时离时合，密谋煽惑，物议沸腾。”[50]在“康案”发生后一年，还有人借保国会的题目参劾李氏，一方面说明李与康、梁在戊戌年的密切关系是人们所熟知的；另一方面，他好像没有受到任何追究，可见他与荣禄、徐桐等当权者的关系实在非同一般，处处受到庇护。[51]

原载《江汉论坛》2009年第10期

[1] 参见黄细嘉：《李盛铎与保国会关系考辨》，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

[2]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有提及，详见下文；另见赵树贵、曾丽雅编：《陈炽集》，395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

[3] 《梁卓如孝廉述创办时务报源委》，《知新报》第66册，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一日，澳门，澳门基金会；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影印本，901页下。

[4]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1843页。此段引文亦见于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63～64页。但二者标点略有不同。此处采用后者的标点形式。

[5]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1846页。

[6]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1848页。

[7] 参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65页。另，吴天任编著：《民国梁任公先生启超年谱》（台北，商务印书馆，1988）所收此信标点与丁、赵所编年谱相同，见该书第1册，114页。

[8] 该周报系由《中国差报》（Le Courrier de Chine）改名创办。1896年6月瑞士人喀斯推剌创办《中国差报》，聘法国人雷墨尔（G.Em.Lemiere）担任主笔。同年9月，该报转让给主笔雷墨尔，更名《中国通信》，并于9月11日正式出刊，1897年4月7日又由周刊改为日刊。1897年7月1日改称《中法新汇报》出刊，为教会所控制，中文名为《法兴时务报》。该报是法国人在上海及远东地区的主要日报，主要内容有商业广告、邮政信息、气象报告等，后增加新闻比重，1927年7月30日停刊。参见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上册，102～103、108、111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既然该报确实于1897年4月改为日报，且中文名称又作《法兴时务报》，似多少当与汪康年有些关系。但因缺乏直接材料，详情仍待考。

[9] 参见唐振常：《上海史》，28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10] 李盛铎与陈炽曾经共同策划过一些商务活动。光绪二十二年初，清廷为偿还对日赔款再次谋划举借外债，身在上海的李盛铎曾为洋商从中介绍，陈炽在京极力撮合。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十一月廿五日记：“到总署，与张公发两人电，致木斋，询借款。”十二月初三日记：“连日为李木斋借款事颇扰攘，今晨与二邸、荣君及同人发一电致木斋，悉照所请，欲杜旁人阻挠也，交陈次亮发。次亮复函千言，论年限须宽，及本息不可并算，余愦愦不能省也。”十二月十五日记：“归后得陈次亮函，李电前议亦动摇，次亮则责余以复绝英、德，辞极厉。”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十四日记：“陈次亮又以英商奥都满行来说，烦懑不可当。”正月十九日又记：“陈次亮书来，撮合奥都满款，作书复绝之。”上述点滴的记载，可以看出李、陈私交甚笃。参见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5册，2865、2867、2870～2871、2879、2881页。

[11] 李盛铎存札，编号甲62/9，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下同），第1册，27页。

[12] 据宋恕《丙申日记摘要》，“十二月初七（1897年1月9日），任父来访；十七日，始识枚叔于时务报馆，又识马通伯建良”。任父，梁启超之号。见胡珠生编：《宋恕集》下册，938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

[13] 梁启超于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七日致函汪康年、麦孟华曾谈及此事，详见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1841页。

[14] 李盛铎存札，编号甲62/9，第1册，25～26页。

[15] 李盛铎存札，编号甲62/9，第1册，21页。

[16] 李盛铎存札，编号甲62/9，第1册，25页。

[17] 参见胡珠生编：《宋恕集》下册，807页，注释8。

[18] 是年二三月间陈炽、李盛铎已经租好办报的房屋。稍后康广仁来沪主持大同译书局时，梁启超曾致信汪康年，称“旧《公论报》房子取值四十元，极便宜”，建议译书局与《时务报》分馆合租使用。详见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1860页。

[19] 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2册，590页。从陈炽给李盛铎的一封信看，邹凌瀚（字殿书）似乎也是报事的参与者。函云：“木斋仁弟大人阁下：前数日因右脚大趾踢伤，不能□□，卓如亦病，今日报谒殿书谈及报事，拟本日在一家春奉约一叙。六钟时乞早临为幸。手泐，顺颂台安。兄炽顿首。十九。”李盛铎档案，编号甲62，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下同），第1函，第37页。邹凌瀚是江西高安县人，曾捐款创办《时务报》，并充该报记者，又曾参与发起戒缠足会。详见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4册，4166页，附录，各家小传。

[20]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2348页。

[21]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95页。

[22] 参见张云樵：《伍廷芳与清末政治改革》，229～230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7。

[23]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95页。

[24]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759页。此信当写于三月十八日后。

[25]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4册，3248页。

[26]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764页。

[27]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1692页。

[28]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1695页。

[29] 《时务报》第15册，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影印本第2册，1030页。

[30] 参见汤志钧、汤仁泽：《维新·保皇·知新报》，55～64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

[31] 梁启超在光绪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十一月初四日致汪康年的信函中，都表达出不能专心为《时务报》撰文的歉意，并对汪康年临时出手相助表示感谢；无奈之下，他还用麦孟华的文章用来“塞责”。详见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1846、1848页。

[32] 参见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512～51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33] 参见马勇：《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试论〈时务报〉内讧》，载《安徽史学》2006年第1期。

[34] 《知新报》创刊于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1897年2月22日），开始是五日刊，到五月初一日（5月31日）第20册开始，篇幅较前增加一倍，但却改为旬刊，从第112册开始又改为半月刊。除了资金因素，稿件来源、编辑力量不足等客观因素，当是主因。《知新报》从五日刊变为旬刊的情况说明当时办日报确非易事，须有更充分的准备，对创办新日报的梁、李诸人来说面临的考验不会更小。

[35]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516页。

[36] 对陈炽有类似评价的还有翁同龢。陈炽乙未二月服阕回京，仍以员外郎供职户部，并在军机章京上额外行走。翁同龢视之为“通才”，“以国士遇之”，对其欣赏有加，加之有堂属之谊，关系似较密切。但稍后二人关系渐渐疏远。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十九日翁同龢日记记云：“陈次亮炽来辞行，甚郁郁，此人有志富强，惟持论太高。”参见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5册，2945页。

[37] 参见汪诒年纂辑：《汪穰卿先生传记》，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第12辑，228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1册，589～590页，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

[38] 参见孔祥吉：《李盛铎与京师大学堂》，见《晚清史探微》，77～81页。孔先生所引李盛铎致康有为函，亦收存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李盛铎档案中。函云：“长素尊兄阁下：昨走谒不值，甚怅。宗室侗五将军倾慕已久，属弟介绍，欲得瞻仰风采，乞于今午十一钟时，枉过敝寓一谈，伊在此专候也。幸示复不宣。弟盛铎顿首。”见李盛铎档案，编号甲62，第6函，第2页。按，此信似乎没有送到康有为手中，否则不会存于李氏藏札之中。该档案第6函中还有不少写给不同收信人但没有封口寄出的李盛铎亲笔书信，这些原件均由李氏或其后人粘贴在册，连同友朋来札一并被保留下来。

[39] 梁启超：《记保国会事》，《戊戌变法》丛刊第4册，416页。

[40]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269～270页。

[41] 李盛铎存札，编号甲62/9，第1册，24页。

[42] 李盛铎存札，编号甲62/9，第1册，28页。此信简系便笺，写在印有“阔普通武”的名刺上。

[43] 李盛铎存札，编号甲62/9，第1册，19页。此信简系便笺，写在印有“张元济”的名刺上，并题“旧帘子胡同李大人台启”。

[44]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第5册，2745页。

[45] 《京都保国会章程记（录〈大公报〉）》，《湘报》第68号，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五日，影印本上册，597～598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

[46] 李盛铎存札，编号甲62/9，第1册，22页。

[47] 李盛铎存札，编号甲62/9，第1册，23页。

[48] 李盛铎存札，编号甲62/9，第1册，21页。此信简系便笺，写在印有“姚文栋”的名刺上。并署“帘子胡同察院李大人”之收信人信息。

[49] 关于保国会参加者的情况比较复杂，茅海建教授在新著《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中有较为详尽的考订，可参见该书357～367页。

[50] 《山东道监察御史张荀鹤折》，光绪二十五年五月十四日，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部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507页。

[51] 最后要补充说明的是，事过境迁，梁启超与李盛铎在民初政坛上似乎又有过新的合作，但彼此关系已经很淡漠了。李盛铎存札中收有一封民国初年梁启超的信札，系秘书抄录者。札云：“政治研究会诸君伟鉴：前在都承欢招，缘时晷短促，道远不能趋诣，歉仄无任。还津后迭奉惠教，所策俄库问题，切实宏远，钦佩无量。《庸言报》祝词，深纫厚意，以第一号久已付印，未及登载，尤深耿耿。弟近顷有所感，于一切团体皆不欲生关系。前承贵会相推，本当自效，今以此故，乞消前议。至于贵会所欲举之事业，其有为绵力所能襄赞者，固深愿以个人资格随时与闻耳。敬复，专颂君安不备。梁启超拜首十二月初六。”见李盛铎存札，编号甲62/9，第1册，20页。因《庸言》第1期出版于1912年12月1日，且梁启超这年写信已开始署阳历日期，故该信当写于1912年12月6日。政治研究会是民初的政治社团之一，据该会1913年出版的《国是》杂志第1期所刊《政治研究会缘起》一文，李盛铎是该会会长，梁启超为副会长，惟梁氏后来很少提及此事。梁启超在该信中提出不与该社团发生关系，但研究会后来还是将他列为副会长，此事是否征得梁之同意，仍待考。上述关于信函时间及梁与政治研究会实际关系的考订，承北京大学历史系周月峰博士指教，特此衷心感谢。笔者以为，虽然梁启超与这个社团关系不深，但他与李盛铎再度有过合作应该是不成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