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氏为高所拟附片，入弭兵会只是借口，核心目标是获得破格召见的机会，表达政见；而光绪帝的出发点则是考虑派人入弭兵会以解决中德纠纷，二者侧重点本不相同。高燮曾的折片交由总署办理后，拖了整整三个月才复奏，总署对高片的办理过程，康氏年谱有详细说明，但不可尽信。

康年谱称，拖了很长时间。一方面当时正值胶旅案发，总署交涉繁忙，无暇处理；另外，总署内部意见不一，是否破格召见康氏，更存在明显分歧。康年谱称，高燮曾奏荐片上，翁在皇帝前力称之，奉旨交总理衙门议。而许应骙阻之于恭邸，翁氏再持之，恭邸乃谓“待臣等见之乃奏闻”，奉旨令王大臣问话。戊戌年正月初三日总署王大臣传见，问变法事宜。次日召见枢臣，翁氏又以康言入奏，光绪帝再命召见，恭邸谓请令其条陈所见，若可采取，乃令召见。光绪帝乃令条陈所见，并进呈《日本变法考》、《俄彼得变政记》等变法书籍。[60]张氏在政变后对这段历史也有回忆：

时欲上书，央我介绍，常熟允见，……后竟奏荐朝廷，拟召见。恭邸建议曰：额外主事保举召见，非例也，不可无已，先传至总理衙门一谈，果其言可用，破例亦可，否则作罢论。众曰：诺，此年前冬间事也。年节伊迩，各署多冗，无暇及此，今年正月初三日，庆邸率合肥、翁常熟及余，公见康于总署，语未终，余以有事去，不知作何究竟。未几，康上条陈，朝廷发交总署核议。……而康自此获上矣。[61]

参照康、张的记述，可知总理衙门大臣中，许应骙对于“破格召见”一节明显反对，最后，由恭王出面调解，建议先传至总理衙门一谈，果其言可用，破例亦可，否则作罢。显然，传见康氏是总署大臣讨论高片时的折中办法，而不是恭王在军机召见时向光绪帝提出的建议。翁同龢即使“再持之”，也是在总署讨论时，而非枢臣召对时。康氏年谱中声称令总署传见是“奉旨”，这与事实不符。

康年谱称，初四日清晨召见枢臣时，“翁以吾言入奏，上命召见，恭邸谓请令其条陈所见，若可采取，乃令召见，上乃令条陈所见，并进呈《日本变法考》、《俄彼得变政记》。”这些说法也与情理不符。[62]初三日参加传见的五位总署大臣中只有翁同龢是枢臣，当时总署虽传见了康氏，对此事尚未置可否，也没有对高折作出最后的处理结果，在此情况下，翁同龢怎会在次日军机召见时主动向皇帝汇报问话情况？这不符合处理公务的惯例。

同样，康氏的变法条陈也是本人递到总署请求代递的，并非年谱中所说是光绪令其“条陈所见”。总署传见后，康氏在短短数日内，以总署谈话内容为基础，参诸未上达的《上清帝第五书》，草成一份统筹全局、尽变旧法的条陈《外衅危逼，分割洊至，宜及时发愤，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折》（后称《上清帝第六书》）。正月初八日，他将此折缮就后递到总理衙门，“恳请代为具奏”。显然，这是得到张荫桓允准的。据张氏日记，初七日晚，他与康有为、军机章京凌福彭（润台）、总署章京关以镛（咏琴）同桌聚饮，深夜才回寓。[63]这次聚饮，应与康呈递《第六书》有关。

从上世纪80年代发现的《杰士上书汇录》所收该折的行文格式看，《第六书》采用的是司员请求堂官代呈的格式，条陈起首行文格式为：“具呈。工部主事康有为为外衅危迫……以存国祚，呈请代奏事。”结尾句为“伏惟代奏皇上圣鉴。谨呈。”这完全符合康有为当时的身份和清代公文惯例。[64]但是，政变后康氏刊行的《戊戌奏稿》中，他将这件奏折改称为《应诏统筹全局折》，与年谱一样，自称是“奉旨”条陈所见，格式也改为有奏折权的官员上折的格式。该折起首行文格式改成：“奏为应诏陈言，乞统筹全局以救危立国，恭折仰祈圣鉴事。”结尾句改为：“伏乞皇上圣鉴。谨呈。”[65]这种改动非同小可，康氏利用“奉旨”的障眼法，将总署大臣代递条陈、在职权范围内所做的积极推动作用巧妙地掩盖起来。

二月十九日，康有为《第六书》终于被总理衙门代呈，总署的代奏折云：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准军机处钞交给事中高燮曾奏请令主事康有为相机入西洋弭兵会一片，军机大臣面奉谕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酌核办理。钦此。臣等查原奏所称，西洋弭兵会立意虽善，然当两国争论将至开战，会中即有弭兵之论，并无弭兵之权。近日土希之战，不能先事弭兵，是其明证。该给事中所请令工部主事康有为相机入会一节，应毋庸议。惟既据该给事中奏称，该员学问淹长，熟谙西法。臣等当经传令到署面询，旋据该员呈递条陈，恳请代奏，臣等公同阅看呈内所陈，语多切要，理合照录原呈，恭呈御览。伏乞皇上圣鉴。谨奏。[66]

从时间上看，总署复奏已在高氏疏荐康有为整整三个月之后。之所以拖了三个月，除了拖沓低效的衙门办事效率，许应骙的阻挠应是主要因素。而且，此折可能是在无法继续拖延的情况下不得不递上的。[67]这个奏折清楚地说明，将康传入总署问话与代奏条陈均非出自“圣裁”，而是总署大臣办理高氏折片时提出的两种议案。换言之，在《第六书》上达之前，光绪帝并不知道总署传见康氏之事，也不知道康将《第六书》递到总署请求代递之事。康年谱所谓“奉旨传见”和“奉旨条陈所见”都是为了混淆视听，掩盖内幕。

从上述代奏折看，总署对高片的“酌核办理”显得非同寻常。此时胶案谈判即将达成协议，高片中请派康入弭兵会的核心建议早在总署传见康氏前已被否决，[68]“特予召见”也化为泡影，但总署却以高氏称康“学问淹长”“熟谙西法”为由，先将康传至总理衙门问话，听其阐述改革主张，然后又将其自行递至总署“恳请代奏”的条陈（《第六书》）代呈皇帝。如此看似节外生枝的“办理”，与高氏原片的旨趣已大相径庭。显然，总署在三个月之内，逐渐将事态的发展引向了非常有利于康氏的一面，给了康有为千载难逢的机会，使其通过合法途径达到了上书目的。这主要是张荫桓幕后推动的结果。

丁酉、戊戌之际入值总理衙门的王大臣是恭亲王奕、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户部尚书翁同龢、兵部尚书荣禄、礼部尚书许应骙、左都御史廖寿恒及张荫桓八人。张氏虽官居末秩，却因长期供职总署，且勇于任事，实际上成为总署的当家人物。曾任总署章京的李岳瑞评价说：“（张荫桓）生平作事不拘绳尺，且以流外官致身卿贰，辇下诸贵人尤疾之，以故毁多于誉。然干局实远出诸公上。”[69]张氏自称，恭亲王自甲午九月管理总理衙门之后，“遇事俯询”，对其甚是倚重；[70]时人称，翁同龢以枢臣兼值译署，“倚之直如左右手，凡事必咨而后行，每日手函往复，动至三五次”，更是服膺不已。[71]李鸿章外交声名虽远在张氏之上，但丙申年入值总署时，张在总署中已“揽权有年，不能复让”，“合肥往亦默坐不作一语，委蛇进退而言”。以致总署中形成“惟张樵野一人主政，余皆伴食”的局面。[72]凭借张氏在总署的优势地位，将事态引向有利于康有为的方面并不是件困难的事。最为巧妙的是，代呈《第六书》被化为“办理”高片的最后结果；对高片的复奏折同时又是代呈康氏条陈的代奏折，这使总理衙门代呈工部主事的条陈变得名正而言顺，真可谓匠心独运。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张、康精心策划的。

将康有为《第六书》作为办理高燮曾奏片的最终结果进呈御前，或许是翁同龢事先所未能料到的。但是，自从光绪帝将高片交由总署酌核办理之日起，翁同龢便与此事难脱干系。在甲午战后的朝局中，翁氏以帝师之尊，隐操政柄，办事干练的张荫桓则积极结纳，为翁出谋划策，成为“甲午至戊戌间之幕后大人物”。[73]翁、张之间虽偶有分歧，但总体上保持着密切合作的态势，这在胶旅交涉前后的朝局中尤为明显。在张氏积极援引康有为的过程中，翁同龢不仅是知情者，在办理公务的层面，也是谨慎的支持者。以至戊戌年初就有张、翁引康变法的传言。[74]但是，翁、康之间从未有过私人交谊，戊戌年春更是如此。[75]因此，就事实的层面来说，翁同龢没有荐过康，真正向皇帝密荐康氏的是张荫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