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证之中文方面的资料，《红档》杂志刊载的关于旅大租借的函电则有相当的疑问。

璞科第与巴甫洛夫为何考虑在租借旅大问题上也同样使用贿赂的手段，并向彼得堡方面请示后得到授权，有关原委目前尚不清楚（很可能北京与彼得堡之间还有其他相关函电谈到这一问题，而《红档》杂志未能全部披露，或者中文译者没有全部翻译；有关情况在罗曼诺夫引证的财政部档案中同样也无痕迹可寻）。值得注意的是，《红档》所载函电中最早因租借旅大决定收买李、张的密电是1898年3月21日发出的，而中俄签订租借条约是在3月27日，中间只隔一个星期。不管是维特的回忆录还是罗曼诺夫的相关研究，都肯定在这个短暂的期限内，因向李鸿章和张荫桓许以重金，才扭转了局面，保证了租借条约的顺利签订，避免了因俄军强行登陆而引发的冲突。这种说法淡化了俄舰已开入旅大的事实，夸大了当时李、张实际所能起到的作用，其可信性值得商榷。

在1897年底到1898年初的中俄交涉中，借款与租港两个问题始终交织在一起。早在1897年11月23日，即胶州湾事件发生后不久，俄国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Mouraviev）便提议“用舰队占领”辽东半岛的大连湾。起初，在俄国远东外交事务上有很大发言权的财政大臣维特极力表示反对这种做法。他并不是不想占领中国的海口，而是反对“强占”这种形式。穆拉维约夫对维特长期染指远东事务、过多干预自己职权范围的做法也不甚满意，俄国政府内部存在明显的意见分歧。然而，由于沙皇全力支持武力占领旅大，维特很快改变了立场，转而支持穆拉维约夫的建议，不过，他表面上继续奉行所谓的“和平”政策，希望采用稍微缓和的办法达到租借军港的目的。12月16日，俄国舰队以同盟者的身份开入旅顺口，俄方声称这是临时措施，一俟胶州事件解决当即撤退。实际上，俄国与德国相互勾结，以承认德占领胶州湾为条件，换取了对方对占领旅大的支持；同时又与英、日两国讨价还价达成了默契。特别是彼得堡方面权衡利弊后，决定自行放弃对华借款，对英国让步；同时摆出了向中国“效劳”的一种姿态。俄国人向总署提出，“愿意帮助中国人摆脱困境”，“不仅不会反对向英国借款，相反，还将在借款一事上给予中国各种帮助，并利用自己的影响使英国降低它提出的条件”。但作为酬谢，中国与俄国签订租借旅顺和大连湾的条约，并声称，俄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弃”这些条件。[42]正是因为英、俄已达成交易，才促动了1898年3月1日英德续借款合同的签订；合同的签订又转而成为俄国向清政府发难的契机。俄国人在“深感失望”的同时，开始蛮横地索取“补偿”。3月3日巴甫洛夫到总署，“专言旅大租地及造支路达黄海两事，以为其君决定要办，限五日照复”。[43]总署诸臣仰天无策，“恭（王）语塞，庆（王）稍申，余皆默”。[44]清廷恐在北京交涉易惹各国注目，遂决定派驻德国公使许景澄为头等钦差大臣，赴彼得堡与俄国政府直接举行会谈，驻俄公使杨儒为会办，协助谈判事宜。3月13日，巴限定中国方面在两星期内签订租借条约。3月15日在俄京谈判的许景澄电告总署，旅顺口难以挽回，李虽致电“坚持勿许”，而终无办法，只得退而求其次，建议“于大连稍参活笔”。[45]3月17日许回电，称已见俄君，所索不肯让，限3月27日必须订约，“过期无复，俄国即自行办理，不能顾全联盟交谊”，并表示“俄计已决，无论何国出阻，均所不计”。[46]3月20日，许景澄见俄方限期已近，再次约见俄国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后者竟然避而不见。同时，俄国还由海参崴出动军舰，运载部分武装人员到旅顺口，以加强先期到达的俄军。[47]

非常明显，到3月21日，事态已经发展到对中国下最后通牒的地步。俄国已协调好了与列强的关系，俄舰和武装人员（虽人数不多）已占据了旅顺口，胁迫清政府签约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这种局面下，清政府的态度早已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了；换言之，即使像俄国档案里所说的，负责对俄谈判的李鸿章、张荫桓真的被“收买”了，那么他们在“促成”旅大租借方面的作用也很难说是根本性的。维特回忆录称，居于颐和园的慈禧太后“受了英日两国外交官的影响，坚决不肯割让任何地方”，后因李、张二人“劝她让步”，“太后终于答应签署协定”。[48]这一说法并不准确。从中方文献看，慈禧太后当时并未召见李、张二人。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资料能够说明李、张为了实践对俄国人的“承诺”而劝说了哪些人（包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而且也没有确凿的材料说明清廷曾有过欲用武力阻止俄国人的考虑，所以，维特回忆录里所谓因使用了贿赂手段而避免武力冲突的说法完全缺乏事实依据。

另外，从中文资料反映的情况看，当时北京城内朝野上下群情激愤，反俄声势高涨，总理衙门的大臣们惟恐担负责任，纷纷退避。这种情势下李、张是否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受到俄人利诱而为其奔走效力，出卖民族利益，这一点确实不能贸然定论。

据翁同龢日记，3月12日晚，巴甫洛夫到总署“大闹”，“谓旅大租地开通铁路断不能改，已奉训条在此议论，限一日复，至缓两日”。[49]次日军机召见后，翁访晤李鸿章，“传旨令李、张二公赴俄使馆与巴使语”。不料，“已而仪公（李鸿章，号仪叟）信来，云樵野颊肿不能出门，彼一人不能独往”。[50]是日张日记云：“合肥约午初来晤，谓常熟顷过访，述口敕奉派与余商论俄事。余以须候竹筼（许景澄）来电，刻难与俄参赞晤商，且枢中迄无办法，从何说起。合肥出示说帖，谓曾示常熟，不肯担当，须明早在大公所晤恭邸。余以寒疾不能往为辞。合肥不强，遂索纸墨，贻常熟一笺。”[51]这些记述十分生动地说明朝臣们相互推诿的内情，特别是张荫桓以寒疾为理由推托回避，表现得很消极。15日，许景澄电告，“旅大事与外部言难挽回”，光绪帝盛怒，“切责诸臣一事不办”，[52]然众议仍无良策。领班军机大臣恭王奕因病请假，军机大臣们最终仍将李、张推到了前台。

据张荫桓日记，3月20日，总办送来军机处交片，张与李鸿章“奉派与俄使面议，王大臣仍会商妥办”。这是光绪在群臣一连几天的沉默后作出的决定，意味着谈判的直接责任落在了李、张二人身上。张氏记云：“一点钟巴（巴甫洛夫）来，常熟、受之（崇礼）、筠丈（许应骙，号筠庵）与余出晤，傅相（李鸿章）亦到。巴出条款一折，常熟阅竟即离座。仲山（廖寿恒）来，余嘱以详阅。仲山阅过，亦行。傅相与之辩论。余饥甚，回西堂午食。复出晤，皆无切要语。巴索再会期，订以初二日三点钟，巴遂去。其时，常熟、仲山、筠丈早行矣。”[53]这段有关诸大臣纷纷趋避的记载，不免有张荫桓宣泄情绪的一面，而大致也是当时实情。

21日，光绪帝驻跸颐和园，早晨张氏即得到消息，次日一早将与李鸿章一起被召见，所以必须在天黑前由城里赶到颐和园，以便22日早晨预备召见。张在“午后诣问恭邸病，并告以即日赴园”。[54]是晚，李、张及廖寿恒在翁氏住处略谈，据翁记，“（李、张）两公皆无策，互相驳诘，空言而已”。[55]事已至此，李、张二人仍然互相指责，可见成见之深。

22日晨，光绪帝同时召见李鸿章、张荫桓。召见前，张荫桓对于被安排办理旅大交涉事宜颇有怒言，称“以奉派俄事，毁我二人而已”。这里可能主要是针对翁同龢而言的。李则以“同归于尽，岂毁二人之足”答之。有关召见时的情形，张荫桓记云：

上谕合肥：俄事如此，尔去年密约如何立的？合肥奏言：现事不决裂，密约仍有。随请旨作何办法。上谕：尔们打算怎样？合肥奏言：皇上曾商太后否？上谕：尔们都无办法，如何能商量太后？合肥伏喘无言。上谕：荫桓有办法么？当奏言：容通筹妥当，请旨遵行。上询：要请旨么？徐奏言：商量后奏明办理。上词色略霁，垂询合肥：尔正月患喉症么？合肥奏言：已愈。旋询荫桓：闻尔这几日亦有病。当碰头奏言：亦患寒症在喉，数日始解。上颔之，徐徐谕：总理衙门事，责成尔两人。合肥奏言：无日不到署。荫桓奏言：竭心力以图报，近事棘手，亦在圣明鉴中。上颔之，令出，合肥不能起，掖之。上谕：站定乃行，勿急遽出。至军机直庐，庆邸坐候，合肥与谈俄事。未几，枢辅进见后回论一遍。余以俄情不测，拒之即生变，此人人意之，允之，而俄交能否永固，实不可必。且各国能无违言亦不可必，以故委决不下。庆邸、仲山韪余言，合肥置不答。[56]

从张荫桓日记中可以看到，光绪帝对李鸿章联俄政策的失败进行了批评，对中俄交涉中总署的艰难处境，以及大臣们借口推托的情况也有所了解，所以明确表示将“总理衙门事”责成李、张两人负责，希望他们承担起责任。是日翁日记云：“庆邸来谈，稍闻昨日入见语，然实无措置，今日李、张起，上亦不能断也。见起三刻……衡量时局，诸臣皆挥涕，是何气象，负罪深矣。退时庆、李、张邀谈，大约除允行外别无法，至英、日、法同时将起，更无法矣。”[57]翁日记所说庆王“入见语”当指慈禧召见时的谈话，详情如何，已不可考。不过，从张、翁的日记里都可看出，这一天君臣均认为别无办法，只得允行，剩下所要讨论的便是一些具体问题了。

23日，光绪帝单独召见张荫桓，张将“俄事委决不下之故奏陈，上颔之，谕以好好办去”。[58]这次召见已定由张和李鸿章一起与俄使画押，张则极力主张由李鸿章一人为专使办理俄事，但未获同意。[59]事后张荫桓按照事先约定，又至总署，“接晤俄使巴百诺福，商论条款甚吃力”。[60]对此，翁日记亦云：“申初，巴布罗福偕博柏福来，庆邸、李、张、许、廖、崇及余晤之。先辨旅顺，不许；继辨铁路，不许；惟删附近地方四字，加不得有督抚名目一句，偿还船坞、兵房等费。至金州，坚持不得入租界，伊允电商，余概不允，直至戌初始罢。”[61]面对俄国人的蛮横，总署大臣们无可奈何。

次日，光绪帝又召见李鸿章，“不过嘱其慎重，并无谯诃”，[62]显示出对臣僚处境的理解与体谅。是日张日记云：“午后至署，与俄使论条约，灯后始散。常熟在座，旅大船墺、局房合肥欲索价，常熟和之，余与仲山不谓然。不得已并作租价，再定铁轨支路一层。俄若无定向，极费唇舌。”[63]这些记述表明，在有关细节问题上李、张等人仍有分歧。27日，李鸿章、张荫桓代表清政府与巴甫洛夫签订了租借旅大的协议。

以上为旅大租借协定签订前夕清廷决策过程的大致情形。当时，在俄国人的恫吓和威逼下，大臣们都感到局势难以挽回，生怕被陷在这桩只能带来骂名的交涉中，纷纷借故逃避，李鸿章、张荫桓也不例外。作为当事人，张荫桓的日记自然会有替自己开脱和辩护的地方，夸大和片面的地方在所难免，不过将其与翁同龢日记等比较分析，大部分情况还是客观可信的。从根本上说，旅大订约是俄国武力强占和外交讹诈的结果。然而，3月24日巴甫洛夫给彼得堡的密电却称“允许的报酬起了应有的作用”，说“李鸿章和张荫桓显然已使其他大臣及亲王等对此发生兴趣”，[64]这里将旅大租借协议的签订完全归结于李、张的极力促成，恐怕与事实有相当的距离。

维特笔下反映出的李、张积极为俄国“效力”的情况，与其说是事实，倒不如说反映了他时隔多年以后撰写回忆录时的心态。这位后来被尼古拉二世罢黜的政府核心人物，在1906年后只有通过撰写回忆录来表白自己的“历史功绩”。在回忆录中，维特并不讳言当时与外交部在远东政策上的不和，他视穆拉维约夫为“侵略主义的冒险家”。尽管在1898年春他对穆拉维约夫建议武力占领旅顺口予以了事实上的认同和支持，事后也得到了穆氏“衷心的感谢”，[65]可多年后却仍然鼓吹其“和平”政策的神奇力量，与昔日的政敌暗比高下。为了显示自己在旅大交涉中的功劳，维特甚至吹嘘，他令下属从事的收买活动是瞒着尼古拉二世进行的，事后颇使沙皇感到“意外”。而核诸《红档》披露的函电，可知此事先已征得沙皇的同意。这些细节的差异有可能是多年后回忆的失误，但的确流露出了维特夸功的心态。实际上，罗曼诺夫很早就批评说：“他在生前用尽了千方百计，死后又用他自己的《回忆录》，以利于制造并最广泛地散布一种神话，似乎他的政策纯粹是‘和平’性质的。”[66]只有了解维特晚年落魄的政治处境，及其回忆录中透露出的自我吹捧的倾向，才能对他渲染“贿赂”手段的作用作出合理的解释。

对于罗曼诺夫的研究，蒋廷黻在为民耿译《帝俄侵略满洲史》所作序言中评价说：“著者所用的材料几全是俄国方面的，所谓满洲问题是个多面的问题，他方的材料，尤其是中日两方的材料，如不利用，那事情的真相就不易得见了。”[67]这番论述是针对罗曼诺夫的总体研究而言的，当然也涵盖像李鸿章、张荫桓“受贿”这样的细节问题。由于连只字片语的中文原始材料都没有引证，使得罗曼诺夫对清政府的决策过程及其内部分歧，特别是对李鸿章、张荫桓的处境，十分隔膜。在此情况下仅仅依据俄方的材料得出的结论自然难见“真相”了。

如果进一步比较研究中俄双方的原始资料，璞科第与巴甫洛夫在函电中说的与李、张“机密会谈”及“付款”情况是否可信，仍可作深入分析。

根据《红档》，3月21日巴甫洛夫与璞科第再次电告彼得堡方面，称“今天”与李鸿章、张荫桓会面，“作机密语”，告诉他们，假使旅顺口及大连湾问题在3月27日办妥，并不需要俄方的非常措施时，“当各酬他们五十万两”。据称，“两位大臣均申诉自己的地位非常艰难并述及官吏阶级愤激心情，向皇帝上了无数申请书”，勿对俄国的要求让步。[68]中国士大夫心情愤激，上书反对向俄国让步，这些情况即使不与李、张会面，俄国人也能了解到。从电文语境看，电报是与李、张二人“密谈”后发出的。由于该函电并未详细说明密谈的地点与具体时刻，现在只能依据翁同龢、张荫桓日记的记载，来分析其可能性与合理性。

据翁日记，3月21日这天光绪帝驻跸颐和园，早晨召见枢臣，“论俄事良久，命传李鸿章、张荫桓明日预备召见，巳初散”。这一天李、张均在城里寓所，从时间上看，军机召见散值已在“巳初”，若缮拟谕旨交片完毕，再送进城里，李、张奉到似已近午时。以情理推之，俄国人是在得知“明天两位大臣都将向皇帝作报告”[69]的消息后，才与李、张“密谈”的。如果有过“密谈”，也不会在这天上午；而下午进行过“密谈”的可能性也很小，至少从张荫桓日记中看不出来。张在得到军机处交片后，天黑前须由城里赶到颐和园，以便次日早晨预备召见。据张氏日记，他在“午后诣问恭邸病，并告以即日赴园”。据翁日记，张到园时已戌正（晚8点钟）。[70]从离开恭王府邸到抵达颐和园期间，张荫桓的行踪在其日记中并无反映，但如果说这期间他与李鸿章一起会晤过俄国人，可能性基本不存在。巴甫洛夫和璞科第对李鸿章与张荫桓之间的矛盾不可能不了解，似乎不会将两位约在一起同时“密谈”（此前为借款问题则是分别约见的）。巴甫洛夫和璞科第与李、张分别“密谈”的可能性同样不大。李鸿章午间奉到交片后于申正（傍晚4点钟）抵达颐和园，[71]午后这段时间里他与张各自活动，俄国人如何能随机安排与二人分头“密谈”呢？况且，在白天与李、张商谈如此机密的事宜，怎能避人耳目？这与此前为借款事在夜间秘密约见李、张的情况也形成鲜明的对照。另外，从李、张面临的处境分析，谈判已到关键时刻，他们又怎会与俄国官员悄悄进行私人性会晤？这些情况在情理上很难讲通。

24日，巴甫洛夫给彼得堡的密电称“允许的报酬起了应有的作用”，急切地提出，“希望在3月15日（公历3月27日）签订条约以后即迅速支付所允款项”。[72]由于23日清廷已决定派李、张画押，按期签约已不成问题了。这种情况下，在巴甫洛夫看来，兑现承诺、按时付款似乎是更重要的事情。3月28日，即条约签订的次日，璞科第致电维特，称他已“付给李鸿章五十万两（按北京习惯所用市平银重量——原注），计值四十八万六千五百万两（按银行所用公砝两重量折算——原注）”。[73]据说，“李鸿章甚为满意”，并请向维特“深致谢意”。这一绘声绘色的情景在中文资料中得不到任何印证，像李鸿章这样一位长期主持清廷外交决策且爵位显赫的大臣，是否会因贪恋钱财以至沦落到如此境地，实在值得怀疑。

在28日的密电中，璞科第称“没有机会将款交给张荫桓，因为他非常小心”。4月8日，他又致电维特说：“我和张荫桓机密谈判关于付他五十万两之事，他对目下收款一事非常害怕，据说对于他的受贿已有无数控告，他宁愿等到闲话平息以后。我告他所允付他款项无论如何是归他支配的。”这里所说张荫桓受到控告可能是指英德续借款而言，当时北京官场中传言张从中吞占了巨额回扣，但是直到6月份言官才纷纷上疏纠弹，此时仍只是私下传言而已，璞科第对这些情况已有了解，可见消息之灵通。同样，这份电文也未说清楚与张荫桓“机密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从情理推断，时间应在发密电当天或前不久。从张氏日记看，4月5日巴甫洛夫到文华殿觐见光绪皇帝，呈递国电，与张或有会面，尚不至于有密谈之机会；4月6日下午张出城，7日、8日两天均在颐和园，8日晚回城，[74]亦无与璞科第或巴甫洛夫会面的记载。查张荫桓戊戌年日记，曾有两次提及璞科第，但时间均在4月以后。5月29日记记：“余至署，适璞科第来见，与合肥同晤。”[75]6月1日又记：“六点钟璞科第来言，赴旅顺，恐山西铁路为卢沙第（S.Luzzatti，也作罗沙底，意大利商人）所挤，絮咶而去。”[76]这两次见面，一次在总署，一次是在张氏府第，可能与商议华俄道胜银行向山西地方当局借款修建柳（林堡）太（原）铁路签约有关。[77]二人能在张氏私第会晤，恐怕不能说没有机会将款交给张荫桓。但根据《红档》杂志所刊函电，直到9月21日戊戌政变发生，璞科第始终没有付款给张荫桓，这也是令人费解之处。

俄国人对李、张从来都不是等量齐观的，在谋求借款的收买活动中，分别以50万两和25万两的差额价码收买二人，即是最好的说明。然而，1898年3月21日却出现了承诺给予李、张同等的50万两巨款的情况。如果说这是因为俄国方面突然感到张荫桓即将发挥重要作用而临时改变了以往对他的态度，也不是没有理由。可是，从《红档》载函电看，俄国人通过向李鸿章百分之百兑现“承诺”体现出的“信义”，并没有完全落实在张荫桓身上。如此说来，俄国人声称他们履行了对李鸿章的“信义”本身就值得怀疑。

总之，《红档》所刊借款函电和租借旅大函电反映的情况有明显不同。尽管关于借款的6件函电中个别说法与实情有所出入，但基本情节（如时间、地点）均很具体，且与有关中文资料相吻合；关于旅大问题的15件电文中反映的情况则很模糊，诸如与李、张“作机密语”的具体时间、地点均不明确。这种“虚”表达恐怕不是语言翻译的问题。如果考虑到这些最关键的情节并未得到中文资料的任何印证，那么，这些事情是否真的发生过，也不是不可以怀疑的。